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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名人-馮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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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字芝生, 出生于 1895年12月4日, 河南南陽唐河縣祁儀鄉,著名哲學家,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現在的河南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其哲學作品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

 
  《中國哲學簡史》享譽全國,《人生的境界》《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被編入中學教材。1915年畢業后考上北京大學,畢業后,在開封一個中等學校教書,不久考入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國后,在燕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曾出其手。曾長期任教清華大學,歷任清華及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清華校務委員主席,對現代中國哲學研究有重要貢獻。一生為了治學,收藏有中外圖書數萬冊,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圖書。尤對中外哲學史料的收藏較為系統,文史著作大半。1994年,其親屬遵照先生遺愿,將其藏書捐贈給清華大學收藏,清華大學圖書館建立有《馮友蘭文庫》。文庫主要收藏馮友蘭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資料,現有7 000余冊圖書。著《新理學》、《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論文集》、《四十年的回顧》、《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中國現代哲學史》等數十種。
  祖籍山西高平縣,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馮泰來河南唐河祁儀鎮經商,隨定居于此,百余年間,繁衍為當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無意于功名,善作詩,有《梅村詩稿》。父親馮臺異,字樹侯, 號復齋。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緒15年(1889年)中舉人,曾任唐河崇實書院山長。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試位居三甲榜尾,賜同進士出身,至湖廣總督張之洞幕下幫辦洋務,曾任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后任湖北崇陽縣知縣。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馮友蘭的早年教育與大多數中國讀書人并無兩樣。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復吟誦。因其父公務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自然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好在當時兒童重記憶、輕理解,如此他又勉強讀完了《書經》、《易經》和《左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馮家專門聘請了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地開設了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等功課。因課程較為輕松,馮友蘭在閑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新書籍、新刊物,開始初步接觸一些世界知識。約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臺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并繼續延聘教師授學。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兩年后,遵其母囑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后又以優異成績考入開封第五中學。1912年冬,馮友蘭再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的高中預科班。當時的上海第二中學,所有課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正因如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大學時期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并且深受影響。在臨近畢業的最后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后來到北京大學任教。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并專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一個是一踏進武昌中華學校即宣稱“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職志。二位先生年輕氣盛,才姿英發,各據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系啟迪甚深。
婚姻生活
  馮友蘭北大畢業后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啟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還是在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第二中學讀書時,經同學介紹,與他的同鄉河南新蔡人任坤訂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并先后將包括任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接受現代教育。馮友蘭與任坤訂婚時,正是任坤在女子師范讀書的時候,于是兩家相約:在任坤畢業后方能結婚。1918年夏天,馮友蘭在武昌中華學校哲學系畢業,恰好任坤也讀完了北京女子師范學校的全部課程。二人雙雙拿到了兩所高等學府的畢業文憑,并一同回開封結婚。此時馮友蘭23歲,任坤24歲。馮友蘭作為一位哲學家,他頭腦中經常思考的是社會、人生和哲學。而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馮友蘭的成就與這位賢妻良母式的女性是在不能分割。正因有這樣一位賢妻良母,才使馮友蘭“不相累以庶務”,專心從事創作。在“文革”期間,馮友蘭屢遭抄家,備受欺凌,又多虧任載坤的多方護佑方使得馮友蘭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幫”倒臺,馮友蘭又遭批判之際,任載坤因患肺癌醫治無效而溘然長逝,她帶著千般無奈和萬般凄涼離開了人世。從1918年夏至1977年秋,這對真正可以稱得上同甘苦共患難的夫妻共同走過了五十九年的漫長道路。五十九年前,馮友蘭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有如此結局的。因為對于這位哲學家來說,愛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樣,雖然都有一個過程,但其本質是穩定的。在馮友蘭這位哲學家心目中,“愛的本體”,生活的本體,早已與他生命的本體融在一處而成為一種永恒,那還會有什么牽掛呢!
  1918年6月,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到開封,不久,“五四”運動爆發,并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并同幾位好友創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志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三松堂自序》)。《心聲》成為當時河南省宣傳新文化運動之獨一無二的刊物。 引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沖突、交戰最激烈的時期之一。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并經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傳、介紹而廣為傳播;而杜威、羅素等人的訪華講學,再加上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實用主義、馬赫主義、新實在論的影響擴大,成為一時顯學。與此同時,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亦紛紛涌入。面對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舊派亦樹起復古的旗幟,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來思想。 一時之間,風云際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面的交鋒、沖突,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場全面的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    
       生當此時的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他在后來的回憶中所說:“我從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華學校當學生以后,一直到現在,六十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斗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斗爭,以及我在這個斗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題。”《《三松堂學術文集》自序)縱觀馮友蘭一生的哲學史研究及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莫不是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這一中心來展開的。
  正是帶著對這一問題尋找答案的想法,馮友蘭于1919年赴美考察,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由于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并專門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同時,他還運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一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并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中國傳統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并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后情況。
  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干問題,并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發表在國內《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學術界亦頗為關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為理論基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作和思想。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于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自生自滅,無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學家有見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于人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于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為代表。對此三派,馮主張采取寬容的態度,讓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對儒家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后歸宿,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并隨著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1923年,馮友蘭考察回國。
   1925年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后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后來回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后來是新實在論占優勢”(《三松堂自序》),他的這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并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他后來建構的新理學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后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書后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系統了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別。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后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馮友蘭曾于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并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后,他又通過申請獲準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馮先生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于蘇聯革命后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么樣子。”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松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回國后,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嘩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于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后,遂被釋放。對于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并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制而成。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后,抗日戰爭全面展開,馮友蘭雖身處后方,卻心系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凄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聯大的使命結束,馮友蘭為聯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碑文氣勢磅礴,旨正意遠,文采橫溢,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為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馮友蘭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憶說:“文為余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
  他始終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在一直支撐著他,他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困厄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復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鉆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學》、《新事論》(1940年)、《新事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系,馮先生將這些著作總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貞元六書”,表示其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的堅定信念。關于馮友蘭著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水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愿望。
  1946年,講授中國哲學史,并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深深感到:“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里的陳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里的兩句話:‘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怕新中國成立后中美斷交,于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回了祖國。    1948年秋天,馮友蘭回國后,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選為院士會議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并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后被選為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后來的歷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沖。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斗的重點對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馮氏才得以離開牛棚,勉強恢復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才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綜觀馮友蘭解放后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氏后來回憶說:“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空氣所籠罩,哲學史研究由于其與政治過于緊密的關系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史,并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主義的歷史,馮友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
   第二階段: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其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將哲學史、思想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斗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間,整個學術界風聲鶴唳,硝煙驟起。在“四人幫”的“順者昌,逆者亡”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許多學術趨尚世風,違心地寫了許多應時之作。馮友蘭當時壓力極大,他雖然從心底里極為反感“四人幫”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的思想指導下,也不得已“依傍黨內的‘權威’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是他們的說法”而寫了《對于孔子的批判和對于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這顯然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的違心之作。他后來亦坦誠地說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松堂自序》)這既是馮氏個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曾賦詩一首,其中有云:“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里尋。”對解放后事態紛紜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臺,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郁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志,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并明確申明只寫“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于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了一大心愿。
  “學海無涯生有涯”。馮友蘭在歷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遷變,人世滄桑之后,終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盡頭。1990年11月26日,在95歲華誕的前夕,這位現代中國的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紛攘多變的世界。
   馮友蘭一生勤勉,著述宏富。畢生以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宏揚儒家哲學思想為己任。如果說,馮氏前期(抗戰以前)的治學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國傳統哲學,而直可稱其為哲學史家的話,那么,他后期(抗戰爆發后,尤其是抗戰期間)的為學進路則重在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運用西方新實在論哲學重新詮釋、闡發儒家思想,以作為復興中華民族之理論基礎。這一時期寫成的以《新理學》為核心的“貞元六書”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它既是馮氏哲學思想成熟的標志,也是他一生治學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地位,成為一位繼往開來,具有國際聲譽的一代哲人。
哲學貢獻 
1923年夏,馮友蘭著作《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
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并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結合起來。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后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
《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后,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學術行年簡譜(1895年--1990年) 1895年12月4日(農歷乙未十月十六日)生于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   1901年,始入家塾讀書。   
1910年,考入唐河縣立高等小學預科。   
1911 16歲 春,考入開封中州公學中學班。暑期,回唐河,與吳太夫人之侄女吳淑貞結婚。   
1912 17歲 夏,轉入武昌中華學校。年底,考入上海中國公學預科。   1913 18歲 上半年,因喜好邏輯學而立志學哲學。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吳夫人淑貞已病故。   
1915 20歲 上半年與任載坤女士訂婚。(任載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生于清光緒二十年二月廿二日(1894年3月28日),時年21 歲,正就讀于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夏,由中國公學預科結業,考入北京大學法科。入學后轉入文科哲學門,學中國哲學。   
1918 23歲 6月,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門。暑期在開封與任載坤結婚。秋,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語文、修身教員。   
1919 24歲 1月,與友人創辦《心聲》雜志,并被推為編輯。約5月7日(農歷四月 
八日)長女鐘璉生。考取公費留學,12月抵美國紐約。   
1920 25歲 1月,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11月,在紐約訪問泰戈爾。   1923年,發表《評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后果的一種解釋》(《國際倫理學雜志》32卷3號)、《論“比較中西”(為讀中西文化及民族論者進一解)》(《學藝》3卷10期)、《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哲學>》(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雜志》19期)等文章。   
1924年,英文本《天人損益論》改名《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10月,《一種人生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與《一種人生觀》合并為《人生哲學》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27年,發表《名教的分析》、《中國之社會倫理》、《泛論中國哲學》、《孔子在中國歷史之地位》等文章。   
1931年,《中國哲學史》上卷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 
1933年10月,未去英國 1934年6月,《中國哲學史》上下卷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   
1935年,發表《中國近代研究史學之新趨勢》、《秦漢 
歷史哲學》等二十余篇文章。   
1937年,發表《哲學與邏輯》、《論民族哲學》等文章。   
1939年,《新理學》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出版。   
1940年,《新事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新世訓》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1942年,聘為部聘教授。發表《論人生的意義》、《論人生境界》等二十余篇文章。   
1943年,《新原人》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   
1945年,《新原道》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   
1946年5月 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揭幕,撰寫紀念碑碑文。初夏,返北平。秋,赴美,《新知言》有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   
1948年3月,回國抵北平。12月,《南渡集》編成。英文《中國哲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由美國麥克米倫公司出版。   1949年,解放軍接管清華,冬,參加北京郊區土改。   
1950年8月,哲學系開始批判新理學。10月,馮友蘭開始自我批判。   1951年9月起,參加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緬甸。    
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成立,被聘為哲學和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1月,哲學所成立,受聘位兼職研究員、中國哲學史組組長。   
1956年9月,赴日內瓦出席“國際會晤”第11次大會,以觀察員身份經威尼斯列席歐洲文化協會會員大會。 
1957年,在《光明日報》發表《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7月,出席國際哲學研究會所華沙會議。   
1958年,《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9年,《四十年回顧》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1962年,《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4年,《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5年,《論孔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7月,赴夏威夷參加國際朱熹學術會議。《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第一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第二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學術文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三松堂自序》由三聯出版社出版。   1985年,《中國哲學史簡史》(涂又光中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第三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馮友蘭作品集(18張)  
1986年,《三松堂全集》四、五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四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三松堂全集》第二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馮友蘭學術精華錄》由北京師院出版社出版。1989年,《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全集》第三、六、七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交人民出版社(后由臺灣蘭燈出版公司出版),至此《新編》全書告成。11月26日與世長辭,享年9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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