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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文史哲》|馮沅君:著名的文學史學大師,哲學家馮友蘭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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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碩:文學史學大師馮沅君先生


摘 要

馮沅君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人物。她和陸侃如先生喜結伉儷,學術相攜,合著《中國詩史》是文壇的佳話,也是文學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她既是我國學林仰重的女學者,桃李滿天下的女教授,又是一位蜚聲20世紀20年代文壇的女作家,建國后山東大學文史見長的頂梁柱。縱觀馮先生的一生,其在中國詩歌史的編寫和戲劇史的編寫上均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上具有開拓之舉,馮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學史學大師,她的貢獻是不可低估和磨滅的。

作者/ 袁世碩,山東大學文學院終身教授

原載/《文史哲》2011年第5期,第12-16頁


馮沅君先生(1900—1974)是我國學林仰重的女學者,桃李滿天下的女教授,也是一位蜚聲20世紀20年代文壇的女作家,建國后山東大學文史見長的頂梁柱。

馮沅君,原名馮淑蘭,河南省唐河縣人。1900年9月4日誕生在一個富有的書香門第。父親馮臺異先生,字樹侯,曾任湖北省崇陽、武昌縣知縣。他極其重視對子女的教育,認為語文、算術是一切學問的根本,必須從小把基礎打好,所以聘請教書先生,給三個孩子上語文、算術課。不久,樹侯先生病逝,吳夫人挈帶子女扶柩返回唐河。吳夫人思想開通,在獨持家政的艱辛日子里,仍給兒子們請了先生教授四書五經,小淑蘭便在哥哥們的課余時間跟著讀讀寫寫。不久,兩位兄長先后離家赴京、滬進大中學堂,她只能在母親的指點下讀點詩書。

有一年的夏天,長兄馮友蘭從北平回來度暑假,小妹纏著大哥教她讀書。大哥便選了些文章供她抄讀。淑蘭求學心切,天賦又高,僅用了一個暑假,不單能讀懂所選文章,且能摹擬作文。兄長們假期回唐河探親,也常常給她談點外頭的新鮮事,留下些他們讀過的書刊供她自學。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陶冶,她不再滿足于深居閨中讀點詩文了,向往外地的大千世界,渴望像哥哥們那樣去京都學校念書,接受新文化的洗禮。

正巧,原來的北平女子師范,1917年改為高等師范學校,設有國文專修科,暑假后招生,馮沅君聞訊執意要報考。在兄長們的贊助下,她便隨同去了北平。入學考試只考作文,她居然考中了。馮沅君的國學底子比較扎實,再加上名師指點,學業上進展神速。女高師是當時獨一無二的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教員隊伍堪稱人才薈萃,她的兩屆級主任——陳鐘凡、胡小石先生都是國學基礎豐實、且又忠于職守的教師楷模。中共早期活動家李大釗先生曾給她們開過“社會學”、“女權運動史”、“倫理學”等課程;胡適之曾講授過“中國哲學史”。名師出高徒,廣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潛移默化,點點滴滴注入到學生的心田。她喜歡駢文、詩詞,也愛鉆研探討學術問題,在當時女高師的刊物《文藝會刊》、《文藝觀摩錄》上常常見到馮淑蘭的名字。其中有詩詞創作,如《中秋對月》、《吊新戰場文》、《楊柳枝》等;也有專題學術論文,如《歷代駢文散文的變遷》、《讀〈漢書·藝文志〉隨筆》、《釋貝》等;還曾在《晨報附刊》上發表了她的《明陵八達嶺游記》。她求知欲強,興趣極廣,對政治哲學也感興趣,曾發表過《今后吾國女子之道德問題》的文章,也曾把胡適之的講演《哲學方法論》記錄下來,刊載在《文藝會刊》第三期上。

馮沅君在女高師的五年,適值五四運動前后,女高師也不是世外桃源。馮沅君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她如饑似渴地吸吮著民主自由的新思想,和兩年前拖著長辮子、扎著紅頭繩的靦腆河南姑娘判若兩人。此后,她更加關注社會,投身進步活動,她參加過北京大學組織的盧梭思想討論會,也參加了女高師學生反對封建婚姻而改編的話劇《孔雀東南飛》的演出。

北京大學國學門讀書時的馮沅君

1922年夏,馮沅君以優異成績從女高師畢業,旋即考上了北京大學國學門的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她一如既往,刻苦學習,悉心研究,在《國學門周刊》上發表了《祝英臺之歌》、《老子韻例初探》等學術論文;還和大哥馮友蘭共同校勘標點了《歧路燈》前二十六回。有意思的是在新文學新思想的沖擊下,這位女研究生心中泛起了難以遏制的創作激情,從1923年秋開始,陸續寫出了《隔絕》、《旅行》、《慈母》、《隔絕之后》四個短篇,以淦女士的筆名發表在上海創造社的刊物上。這組異軍突起的愛情主題小說刊出后,在青年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淦女土成了當時文壇耀眼的新星。后來魯迅先生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就選入了《旅行》、《慈母》兩篇,并且在序言中作了肯定性的評語:“實在是五四運動之后,將毅然和傳統戰斗,而又怕毅然和傳統戰斗,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青年的真實寫照和‘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的主角,或夸耀其頹唐,或炫鬻其才緒,是截然兩樣的。”

1924年冬,孫伏園得到魯迅先生的支持,在北平創辦了《語絲》,該刊聘請了十六位長期撰稿人,淦女士便是其中之一。在短短一年的時間里,馮沅君就發表了十多篇不同內容、不同文體的作品,其中有三個短篇——《劫灰》、《貞婦》、《緣法》。還發表了一組闡述文藝見解的精辟小論文:《對于文學應有的理解》、《無病呻吟》、《不著名的文人的作品》、《愁》、《閑暇與文藝》,其中有的是對評論工作中的偏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的則是闡明自己的藝術觀點。

1925年夏,馮沅君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畢業,經陳鐘凡先生介紹,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任教,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大學教師生涯。次年,她又返回北平,一面在中法大學教書,一面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工作。這一年,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月刊上發表了馮沅君累累的研究成果:《楚詞的祖禰與后裔》、《易韻例初探》、《南宋詞人小記二則》、《讀〈筆生花〉雜記》等,文章功底堅實,思路清晰,筆頭流暢,成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新秀。

馮沅君和陸侃如的相戀,大約是在1926年的秋冬開始的。陸侃如是江蘇海門人,1922年進入北京大學,192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當時,陸侃如正在清華當研究生,志趣相投,業務相近,彼此的才華和相互愛慕成了締結婚姻的基石。他倆從“愛苗初長”到“定情”這段愛情生活的歷程,約略地烙印在馮沅君1927年寫成、陸侃如編定的由五十封信聯成的書信體小說《春痕》中。

1928年,陳鐘凡先生又把馮沅君介紹到陸侃如任教的上海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大學部任教,當時陸侃如是中國公學大學部中文系主任,兼著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的課程。兩人既是戀人,又是同行、同事,從此便開始了學術事業上的合作。當時陸正在撰寫《中國詩史》,已寫成了《導論》和《古代詩史》,正準備寫《中古詩史》。那時馮沅君正在講授詞曲,陸先生遂將《近代詩史》的撰寫任務托付給了她。一時的分工,卻定下了兩位先生終身治學的方向。1930年,他們分別寫完了《中古詩史》和《近代詩史》。歷時五年的《中國詩史》撰寫工作終于在這對賢伉儷的合作下完成了。《中國詩史》是第一部中國詩歌史,也是繼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后的又一部中國文學的專史。

馮沅君與陸侃如訂婚照

《中國詩史》評述了中國二千多年間詩歌發展的概貌,突出地展示了由《詩經》、《楚辭》、漢魏樂府、唐詩、宋詞到元明清散曲中國詩歌體裁的遞變;對歷代重要詩人進行了評論,并能扼要地點示出他們詩歌創作的風格特點。《近代詩史》里論詞之三篇,分期分類評述唐五代和兩宋詞人,突出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家,附以風格相似的數人,乃至十數人,論及的詞人相當周全。對重要詞人的評述,大都是聯系其身世,分類解析其詞作之內蘊、風格特征,細致、深切,超越了傳統的感悟式的品評和以點評名句替代解析的方法,具有現代文學批評的性質,從而更加客觀、公允,糾正了王國維、胡適評論中的偏頗,對五代的溫庭筠,北宋的柳永、賀鑄,南宋的姜夔、吳文英、張炎等人,作出了具體、貼切的評論,后來之詞史研究大體不出其基本格局。

這年秋天,馮沅君只身回到北京大學任國文系講師。年僅三十的她竟以教材內容翔實,教學態度謹嚴,站穩了北大講壇。此時,她和陸侃如再度合作,撰寫《中國文學史簡編》,速度極快,1932年便由上海大江書鋪出版了。

1932年,夫婦雙雙從上海乘郵船去法國留學。到巴黎后,兩人都考入了巴黎第三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班。在留學期間,除了攻讀博士學位應修的課程外,他們還參加了法國著名作家巴比賽領導的“反戰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動。這個“同盟”下設“中國留學生支部”,參加者,除了他倆外,還有戴望舒、李健吾等。

經過三年學習,馮、陸雙雙取得了文學博士的學位,于1935年夏繞道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回國。沿途所見一派生機,他們驚嘆之余,深感自己祖國的落后、貧困。

回國以后,陸侃如到燕京大學任教,馮沅君則應聘去天津河北女子師范學院教書,直到抗日戰爭爆發。這兩年,夫婦合作又完成了一件南戲曲文的輯遺工作,編成《南戲拾遺》一書,作為《燕京學報》專號于1936年10月2日出版,這是繼趙景深、錢南揚之后又一本輯錄宋元南戲佚曲的著作。他們依據當時新發現的《匯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共得出南戲新目72種,輯錄了43種南戲的佚曲,大大地豐富了學術界對宋元南戲的認識。此后,馮沅君的研究興趣由詞和散曲轉移到了古代戲劇方面,開始了對古劇的研究,接連寫出了《古劇四考》、《元雜劇和明清小說中的幾種稱謂》等學術論文。

在為時八年的抗日戰爭期間,馮沅君、陸侃如流徙奔波,生活極不安定。1938年初,他們離開北平后,經過上海,取道香港、河內,乘滇越鐵路火車到達昆明。在昆明,陸侃如應聘去中山大學任教,馮沅君也跟著去廣州,不久廣州失守,他們又隨校遷到粵西羅定。次年初,馮沅君應武漢大學之聘,獨自經昆明、成都,來到峨眉山下的嘉定縣。不久,中山大學又遷往云南澂江,那時,日本飛機正在向大西南狂轟濫炸,嘉定也未能幸免,武漢大學難于在廢墟上繼續上課了,馮沅君便應聘留在了中山大學。1940年秋,中山大學又遷回粵西坪石。人屆中年的這對夫婦隨校在西南漂泊,1942年夏,兩位先生再度入川,到設在三臺的東北大學任教,這才較為安定地住了幾年,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這段生活在她的《四余詩稿》、《四余詞稿》,《四余續稿》(載《馮沅君創作譯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有具體的描述。除了用詩文表達對國事的憂慮,在三臺期間,他們夫婦倆也投入到了愛國的社會活動中。他們受老舍先生的委托,組織在三臺的文化人成立了“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川北分會”,趙紀彬、馮沅君擔任正副主席,會址便設在她的家中。“川北分會”工作活躍,對川北的抗日宣傳工作頗有補益。1943年“三八”節,馮沅君曾在三臺婦女大會上作了題為《婦女與文學》的演講,用中國歷代愛國女詩人的事跡和文學創作,激發與會青年婦女的愛國熱情。“分會”還出版了一期十六開本的《文學期刊》。但很可惜,僅此一期。第二期的要目雖已登了廣告,但因環境和條件的限制而流產了。

馮沅君陸侃如夫婦

在動蕩不安的環境里,在圖書資料異常匱缺的情況下,她利用漂泊間隙和課余之暇,繼續進行古代戲曲史的研究,陸續完成了兩組有學術價值的論著。其一是后來收進《古劇說匯》中的若干篇文章。《古劇四考》(1936年寫成)及《古劇四考跋》,包括《勾欄考》、《路歧考》、《才人考》、《做場考》,考證、探討了宋元劇場、演員、劇作者及其團體,及戲曲演出等諸方面的實際情況,還對元代重要劇作家關漢卿、馬致遠、鐘嗣成等人的生卒年代,作了推定。《說賺詞》及《說賺詞跋》,《〈天寶遺事〉輯本題記》及《〈天寶遺事〉輯本題記跋》,《金院本補說》及《金院本補說跋》,考證、探討了對元雜劇的形成有直接關系的賺詞、諸宮調、金院本的曲詞、體制演變,以及作品、演唱等方面的情況。《孤本元明雜劇鈔本題記》則就近世發現的《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考證了元劇上演的各種腳色的“穿關”、“題目正名”的功用,以及元劇聯套程式,其他還有《南戲拾遺補》、《〈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等都有新的探索和發現。《古劇說匯》對所考證、探討的現象和問題,大體上理出了眉目,作出了貼近事實的詮釋和說明,對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作了較為詳盡的補充,對研究宋、金、元、明戲曲和中國戲曲發展史,有極重要的參考價值。其二是論古優的三篇文章:《古優解》、《漢賦與古優》、《古優解補正》。從廣義的角度看,這有點超出文學研究的范圍,論述的是一種古代的社會現象,揭示了“優”這類人物的地位、職能、特點。馮沅君正是從探索戲劇起源的意義上,對“古優”發生了興趣,認真地作了一番考察。這反映了她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的變化。她不僅詳細地占有材料,且能聯系社會歷史現象來研究分析文藝現象,結合社會階級狀況來考察闡明文學問題,這就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了。在研究方法上也就不僅限于文字的注疏和材料的排比,而是采用了與西方古代同類現象相聯系、相比照的方法,從而得出中國“古優”是一種供君王貴人們娛樂、消遣的特殊奴隸的結論,對探索戲劇起源,弄清宋元戲曲的形成、演出和創作中的一系列具體問題極有價值。這兩組文章是馮沅君獨自的研究成果。

抗戰勝利后,馮沅君、陸侃如夫婦隨東北大學復校到沈陽。由于他們夫婦一貫傾向進步,受到排擠,1947年秋離開了東北大學,來到了設在海濱城市青島的山東大學。當時山大文史系力量雄厚,楊向奎任主任,教授有丁山、王統照、趙紀彬,加上馮、陸兩位,不久王仲犖先生也來到了山大,濟濟一堂,十分興旺。當時,正值國民黨政府總崩潰前夕,山東大學的學運和全國學運配合,也如火如荼地發展了起來。兩位先生旗幟鮮明,援救被捕學生。解放前夕,部分地下黨員和學運骨干,轉移去膠東解放區或投奔晉察冀解放區,他們也都解囊相助。1948年,在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中,兩位先生和山大的進步師生們收聽解放區的廣播,閱讀進步書籍,期待著新生活的到來。

這一年多,馮沅君精神昂揚,文思活躍。她繼續研究古代戲劇,發表了一組內容多樣的考論文章:《元雜劇中的(東墻記)》、《從李煜詞論“個”字》、《記侯正卿》、《唐傳奇作者身份的估計》等,其中有考證,也有分析語言藝術的,考證和論述結合緊密,都有新見。與此同時,還發表了一批法國文學的譯文、譯詩。馮沅君離開法國已十多年了,為什么對法國文學又突然有了興趣?讀了她譯出的《人民頌》后面的附言,透露出她譯詩的心跡:“法國以革命后的嶄新姿態出現于十九世紀,所以這首歌曲的風度也極明快、矯健、堅定,雖與《馬賽曲》不全同(時間也略晚些),實可說是一家眷屬。讀這類作品,我們會看到一個前途光明的新興人群,且不免有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之感。”此時此地,馮沅君的心已經傾向為建立新中國而戰斗的中國共產黨了。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中,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新中國建立后,馮先生以其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業績,受到尊重,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山東省婦聯、文聯副主席。她仍然一絲不茍地教書,踏踏實實地搞科研。她年年給本科生上大班課,講授中國文學史宋元明清部分。為了擴展本科生的知識面,她又陸續開出了《歷代散文選》、《陸游研究》、《中國戲曲研究》等專題課,用她自己的科研成果來豐富學生的知識。

馮沅君與陸侃如先生雕塑

她仍然潛心學術研究,陸續寫出了《元曲家雜考三則》,《季布罵陣詞文補校》,《談劉姥姥》、《王實甫生平探討》等學術論文。馮沅君還曾受教育部委托,同游國恩、王起教授等共同編寫了《中國文學史教學提綱》,給全國文科大學的中國文學史課程的講授提供了依據。幾乎在同時,她和陸侃如共同修訂的《中國詩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從1955年開始,他們對30年代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簡編》進行了逐章逐節的審閱修改,作了大幅度的剪裁、增補、改寫。修改稿曾以《中國文學史稿》的題目在《文史哲》上連載了十八期,后又整理成《中國文學史簡編》修訂稿,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是建國后第一部嘗試用馬列主義的觀點,系統闡述中國文學發展的面貌,結合歷史背景評論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學史著作,在國內學術界產生過相當的影響。當時,兩位先生又應中國青年出版社之約,寫出了《中國古典文學簡史》,此書曾由國家外文出版社譯成英文和羅馬尼亞文向國外發行。這對教授夫婦,躬逢治世,生活安定,學術成果累累。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也擴大到了陸侃如,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撤職降級,馮沅君在政治上自然也受到了牽連。接著又是整風補課、拔白旗運動,馮沅君在不解、苦悶、徬徨中,努力讓自己的主觀世界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客觀現實,寫出了《〈中國詩史〉的初步批判》、《我在學術思想上的嚴重錯誤》等檢查性文章,對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了“批判”。此后在并不順暢的境遇中,馮沅君還是排除干擾,繼續她的研究工作,寫出了《陸游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怎樣看待〈一捧雪〉》、《怎樣看待〈竇娥冤〉及其改編本》、《吳偉業〈圓圓曲〉與〈楚兩生行〉的作期》等一批有學術價值的論文。這些論文與以前的文章相比有較明顯的變化:作者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中國文學史,整理文學遺產,評論古代作家作品;也本著批判、繼承、古為今用的原則,有分析地給予作品以恰如其分的評價,肯定其中積極健康的內容,指出并摒棄其消極、落后的東西,褒貶分明,實事求是。這個階段,馮沅君又接受了教育部下達的一個重點項目,和林庚教授共同主編《中國歷代詩歌選》。林庚負責上冊(1964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馮沅君負責下編(宋元明清詩歌,“文革”后才正式出版)。《中國歷代詩歌選》按歷史順序選注了各時期的優秀代表作品,選目全面恰當,注釋簡要精確,出版后深受各界讀者的歡迎,曾一版、再版、三版,至今仍是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輔助教材。這部詩歌選凝聚了馮沅君教授數年的心血,是她給人民奉獻上的最后一份厚禮,遺憾的是,她未能親眼見到這部書的出版。

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馮先生被教育部評為第一批博士生導師,工作重點轉到了培養研究生和輔導青年教師。她重言傳身教,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循循善誘;既傳授知識,又教治學方法;既教書,又育人。她按時批改學生作業,從觀點、材料,乃至邏輯語言上的毛病,都一一認真校閱,改動處,必附有小條說明原因,指明材料出處,一板一眼,從不含糊。她曾語重心長地囑咐學生,做學問“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所謂“功夫要死”就是要肯下功夫,博覽窮搜,精嚴審慎,不能有半點馬虎”,對知識的掌握要做到博、深、透、熟。所謂“心眼要活”,就是要肯動腦筋,善于思考,有所創見,不能因襲成說,對知識的運用要做到活、新,真、準。馮沅君導師對后輩的培養可謂竭盡心血,對此,她的研究生們至今尚眾口皆碑。有人說馮先生是“抱著孩子走路”,她也頗有風趣地回敬:“該抱著走的時候就該抱著走么,難道放鴨子似的就好嗎?”為此,《光明日報》上發表過她《指導研究生體會》的長篇文章。

在“文革”中,馮沅君是山東大學第一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這種境遇,對于一個秉性好強、年近古稀的老學者,實在是難以承受得了的,然而,她卻默默地忍受著,挺過來了。是因為未做虧心事,不怕受審查,還是要勇于經風雨見世面,經受群眾運動的考驗,抑或是認命了,她的心態,我們無法知道。但從她的思想匯報中可以看到,她堅信中國共產黨最終會實事求是地作出結論的。

1973年春天,馮先生腹部時有不適,去了幾次曲阜縣醫院也未見好轉。后來縣醫院的大夫看出了病情不輕,讓她轉院診治,但馮沅君不忍丟下手頭的工作,就這樣,拖到了暑假。陸侃如陪同馮沅君到了濟南山東省省立醫院,檢查結果:直腸癌。1973年的秋天,知識分子的境遇稍有好轉,省委對這位全國人民代表、知名女學者的疾病十分重視,讓省立醫院組織了手術護理小組,幾位醫術高明的外科大夫都上了手術臺。但可惜晚了,癌細胞已經擴散。手術后,病情一度似有緩解,能在攙扶下慢慢走動了,但神志恍惚,往事和現實交叉。一個下午,馮先生穿戴停當,讓護士扶著去醫房隔壁的護士辦公室,說要給研究生上課。坐下后,便哇拉哇拉拉起長腔講開了課。這位老教授潛意識的流動正反映出她內心的渴求——渴望重新走上講壇。轉年春,馮沅君病情加重,6月17日,與世長辭了。

馮沅君先生對山東大學貢獻良多,厥功至偉。她在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建設、教學與研究上,傾注了全部精力,率先成立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室,為山東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開辟了在全國高校第一流的局面,為全國高校提供了富有典范性的教材,發起參與了全國重大的學術活動。她為山東大學贏得了聲譽,也為文史學人樹立了治學嚴謹、學風淳良、富于創新精神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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